法律是怎样帮助企业赚钱的？

作者：吴宗莲  发布时间：2015/1/11 8:09:00 点击数：

导读:法律是怎样帮助企业赚钱的？一、没有民主法治，企业财富毫无安全可言　　第一，法治规制权力：吴敬链、茅于轼等大家研究经济问题到最后，发现经济最核心的还是法治问题：“看得见的手”沦为“闲不住的手”、“管不住的…

法律是怎样帮助企业赚钱的？

一、没有民主法治，企业财富毫无安全可言
　　第一，法治规制权力：吴敬链、茅于轼等大家研究经济问题到最后，发现经济最核心的还是法治问题：“看得见的手”沦为“闲不住的手”、“管不住的手”、“瞎折腾的手”，是当下中国经济乱相丛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如何规制权力运行，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法治保障人权：王石、冯仑、王功权、任志强等企业家们都深切感受到：无论企业家还是每一个公民，甚至包括官员乃至相当级别官员的安全，说到底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当权力不受约束时，每个人的自由与财富都可能被随意剥夺，而官员的“辉煌”亦终不过是“有特权、无人权”。“严苛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成为“企业家原罪”和社会性恐怖的根本原因。——“先逼良为娼，再定点扫黄”可谓这种状态生动、深刻写照。没有民主法治约束权力，我们都前行在奔往监狱的道路上(王石语)。
　　第三，法治保护产权：没有民主法治保障权利，任何财富的神马都不过是浮云。——推动民主法治进程，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责任。
　　【高、富、帅】：马云不过持有阿里约9%的股权即已成为中国首富;马云更核心的财富和能量是持有支付宝约80%股权，支付宝一旦上市马云的财富将远超其他富豪!——问题在于，“富可敌国”在中国，基本上属于“作死”的架势。个人财富过多，权力不能容忍，民粹不能容忍。马云的荣耀与危险，构成中国式悲哀?

二、经济关注社会财富有效产出，法治关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　
　　法治是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为经济健康运行和人权保障提供坚强后盾。经济与法治是现代文明两大基石：“经济关注社会财富有效产出;法治关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一向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原则。但，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财富的公平分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核心要素。
　　近现代最伟大的商业文明成果莫过于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制的公司制：正是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使分属于无数分散的陌生人的财富、资本以制度的方式凝聚在公司这一组织形式之下，使社会财富的创造实现社会化、规模化，促进科学技术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促进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
　　法律是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的基本规则，而社会财富的终端分配将深刻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法律规制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与调整的全过程，既从终端影响前端资源配置，又对具体经济活动进行规制：一是对当事人行为进行指引;二是为当事人行为予以规制;三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救济。立法、执法、司法，都对企业决策、生产、运营等产生深刻而深远影响。
　　
三、 法律是企业“发展之矛”、“安全之盾”、“组织之魂”
　　其一，法律搭建商业模式、凝聚社会资源，首先教企业“怎样去赚钱”。
　　法律是公众的契约;契约是私人的法律。
　　 任何商业模式的建构，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本质上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具体方案，都体现为所有参与者各自的权利义务。而法律是公众的契约，契约则是私人间的法律。
　　最典型事例之一当属霍英东先生商业奇迹：霍先生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最重要的得益于他找到了“卖楼花”(也就是当下的“按揭”)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按揭就是律师发明并完成的银行、房地产商与买房人三方分别订立的几个合同。即买房人以所购商品房为抵押向银行贷款，银行将贷款支付给“开发商”，购房者再分期偿还银行贷款。这种权利义务的组合，使社会资源得到了很好的整合并产生巨大效应，既有效解决了当时香港地产滞销、银行信贷困难、民众无力购房、社会资源闲置的难题，也使霍先生本人获得巨大商业成功。
　　再如华尔街金融衍生品，无论经过如何复杂的数学计算与商业设计，最终是通过被法律人或者说律师所设计出来的合同，卖给买家的。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保险，卖的就是合同。
　　当下备受关注的互联网金融，无论是支付宝、余额宝、P2P还是众筹，都是互联网技术与金融规则相结合的产物。
　　企业家首先要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无论商业收益还是损失，都表现为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变化。——法律首先是帮助企业赚钱的，我们不要怕法律而是要习惯甚至喜欢法律。
　　其二，法律放大社会资源，形成制度杠杆，帮助企业“小钱赚大钱”。
　　一是法律作为规则对社会财富的放大功能。典型者如资本市场上常见的VC、PE、IPO、期货、股指期货以及“对赌”、“杠杆收购”、“过桥资金”等等，无一不是以法律规则的杠杆，放大资本的能量。
　　二是法律作为博弈利器对社会财富的放大功能。2010年爆发的国美黄光裕、陈晓之争非常值得借鉴与回味。在我看来，国美内战的实质，是国际资本群狼“内应外合”对中国资本老虎的“围猎”。在此仅以贝恩资本为例：在国美最艰难时期，贝恩仅仅以十六亿可转债的投入，即获得国美百分之十左右的股权，以国美超过五百亿的市值而论，其股权价值近六十亿。而贝恩又以区区百分之十左右的股权，控制了整个国美，其十六亿的投入已放大出近六百亿的能量。
　　其三，法律指引建章立制，形成规范标准，帮助企业“可持续赚钱”
　　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三大基本问题：股权，治权，企业文化。
　　企业治理不可“一股独大”，要有中小股东的保护机制;企业治理亦不可陷入“内部人控制”：股东会要能代表股东，股东会要HOLD住董事会，董事会要HOLD住CEO和管理层。
　　主权问题就是公司产权归属、股权设置、公司实际控制权等最核心权利归属与分配问题。企业产权要明晰，所有者缺位、股权所属不清晰都可能使公司权属空置，缺乏所有者与监督者。而实际控制权之争亦必将引发公司“内战”。
　　治权问题包括公司的管理架构，表现为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工会职代会的权限设置及相互关系，至少股东会要能管得住董事会，董事会要能HOLD住CEO;公司治理也包括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涉及人、财、物、产、供、销各个领域。公司治理，既要防止“一股独大”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也要防范沦入职业经理人的“内部人控制”损害股东的根本利益。
　　企业文化包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文化。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文化的群体，充其量只是一群在一起共同牟利的个体。对内，文化是企业自信心、凝聚力的核心所在;对外，文化是企业影响力与竞争力的重要利器。——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马云、王石、任志强、潘石屹、冯仑乃至牛根生、熊晓鸽们热衷于公共表达的原因所在吧。
　　其四，法律指导风险管理，搭建安全机制，帮助企业“放心赚钱”。
　　"任何商业的非商业的风险，最终都将戴着法律的面具出现，都将表现的权利的灭失与义务的增加。”
　　风险管理，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与危机处置，一个都不能少。
　　法律环境的变化、企业决策的失当、企业员工的失职、市场的恶性竞争、合作者的违约、意外事件的发生等等，都可能使企业面临法律风险。全面、精细的法律风险管理，成为现代企业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魏文王曾问名医扁鹊：“你们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我想说的是：法律就象“扁鹊三兄弟”一样，教我们如何事先防范、事中控制与事后妥善处理法律风险，妥善处理矛盾。
　　其五，法律约束合规运营，控制运营成本，帮助企业“低成本赚钱”
　　制度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合规运行是最低成本的管理。无论社会，还是企业，莫不如此。规则本身就是经过多次“试错”与各方利益博弈与妥协的产物。凡事讲规矩，对事不对人，循理不拘情，将使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节省大量成本。
　　其六，法律指导理性博弈，维护合法权益，帮助企业“有尊严赚钱”。
　　“任何激烈的政治、经济冲突，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着时间与程序的推进而不断降温，最终得以平稳解决。”——托克维尔(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