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双方约定管辖法院为××市人民法院管辖，实际有管辖权法院为××市隶属县区法院，该约定是否有效？

  发布时间：2026/7/13 19:24:46 点击数：

导读:合同双方约定管辖法院为××市人民法院管辖，实际有管辖权法院为××市隶属县区法院，该约定是否有效？（法答网：问题编号A2024123000100）【最高院回复意见】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

合同双方约定管辖法院为××市人民法院管辖，实际有管辖权法院为××市隶属县区法院，该约定是否有效？

（法答网：问题编号A2024123000100）

【最高院回复意见】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实践中，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时，笼统约定由“某省法院”或者“某市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审查起诉时是否能依据管辖协议确定唯一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能够确定，协议管辖有效；反之，则属于约定不明的情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具体而言，如当事人仅约定了由某一地域的法院管辖，因上级法院相对于下级法院而言能够确定是唯一的，可以按照级别管辖标准往向上确定管辖的法院；因上级法院对应的下级法院一般有多个（特殊情况除外），不能按照级别管辖的标准由从上级法院往下确定管辖的法院，故该管辖协议无效，应当按照法定管辖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回复人：李盛烨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某市法院管辖” 约定的效力判断困境

在商事交易实务中，“约定某市法院管辖，实际应由下辖县区法院管辖”的情形十分普遍，也是管辖争议的高发地带。举典型实务案例：甲、乙两家企业均隶属于A市，双方签订货物买卖合同，明确约定“合同履行产生纠纷，由A市法院管辖”。后续双方因货物交付、货款结算产生争议，甲公司直接向A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乙公司随即提出管辖权异议。其核心理由为：A市下辖多个县区，对应多家基层人民法院，案涉纠纷属于基层法院管辖范围，案涉约定仅笼统表述“A市法院”，无法确定唯一、具体的管辖法院，属于约定不明，应当按照法定管辖规则重新确定管辖法院，而非由A市中院管辖。该案例精准凸显了笼统约定市级法院管辖的实务困境，也是此类案件的典型争议缩影。

从法律依据来看，《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条文规则清晰，但实务适用中存在较大争议。核心问题在于，“某市法院”的表述范围宽泛，同时涵盖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所有下辖基层人民法院，而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以案件标的额、案件性质、影响力为核心，仅凭借“某市法院管辖”的笼统约定，无法直接锁定具体管辖法院。这就导致司法尺度不统一，部分法院直接认定约定不明、协议无效，部分法院会结合案件级别管辖标准推定管辖法院，极大增加了当事人诉讼的不确定性，提升了维权时间成本与司法成本。因此，此类管辖约定的效力判定核心标准只有一个：起诉时能否结合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规则，依据案涉管辖协议确定唯一的管辖法院。

最高院回复意见剖析

针对司法实务中“某省法院、某市法院”笼统管辖约定的效力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李盛烨法官给出了明确的权威裁判思路，核心依据即为《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院明确：人民法院审查此类笼统管辖协议效力，必须结合级别管辖规则，核心审查标准为“起诉时能否确定唯一管辖法院”，能确定则约定有效，无法确定则属于约定不明，直接适用法定管辖规则。

最高院明确了核心裁判逻辑：管辖约定可“向上锁定法院”，但不可“向下推定法院”。所谓向上确定，即当事人仅约定某一地域范围的法院时，上级法院相较于下级法院具有唯一性。若根据案件标的额、案件性质的级别管辖标准，能够唯一确定案件归属于该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等上级法院管辖，则该笼统的“某市法院管辖”约定合法有效。例如标的额达到中院管辖标准的商事纠纷，即便仅约定某市法院管辖，因可唯一对应该市中院，约定有效，法院可依据约定受理案件。

反之，若案件属于基层法院管辖范围，该笼统约定则一律无效。原因在于，市级行政区划下通常对应多个县区基层法院，下级法院不具备唯一性，无法通过“某市法院”的笼统约定，向下推定出唯一的基层管辖法院。回归前文A市买卖合同纠纷案例，案涉纠纷标的额小、案情简单，属于基层法院管辖范畴，而A市下辖多家基层法院，无法通过约定锁定唯一管辖机构，因此该管辖协议依法无效。此类情形下，案件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管辖规则，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等法定连接点对应的人民法院管辖。该裁判规则的设立，核心是为了保障司法管辖的确定性，杜绝因约定不明导致的管辖权争议、拖延诉讼进程，同时合理分配司法资源，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

实践案例中的效力认定实例

实务中各地法院均严格遵循最高院裁判思路，统一尺度判定笼统管辖协议效力。

典型案例一：北京元贞公司与西安康乾公司签订《设备买卖合同》，双方约定“争议向北京市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后续因卖方违约引发纠纷，元贞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经审查，该案属于普通商事合同纠纷，依据级别管辖规则，归基层法院管辖，但北京市下辖十六家基层人民法院，仅凭案涉笼统约定，无法在起诉时确定唯一管辖法院。最终法院认定该管辖约定不明、协议无效，驳回原告起诉，告知其按照法定管辖规则，向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另行起诉。

典型案例二：同样是元贞公司与康乾公司的商事纠纷，双方因60亿元股权转让事宜产生争议，合同依旧仅约定“争议由北京市法院管辖”。该案与前述案例裁判结果完全相反，核心原因在于案件标的额。60亿元的巨额标的额，依据级别管辖标准，已远超基层、中院管辖范围，可唯一对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院“向上唯一确定即有效”的裁判规则，该笼统约定合法有效，元贞公司可直接依据协议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依法予以受理。

典型案例三：上海甲乙企业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双方约定“纠纷由上海市法院管辖”。后续双方因运费结算、货物损坏赔偿产生争议，甲企业向上海某基层法院起诉，乙企业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审理认为，该案标的额较小、案情简单，属于上海基层法院管辖范围，但上海市基层法院数量众多，无法通过“上海市法院”的笼统约定锁定唯一管辖法院，符合“约定不明、无法确定管辖”的情形，最终认定管辖协议无效，案件依照法定管辖规则，由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对应的基层法院管辖。三组案例清晰印证了最高院裁判逻辑：笼统市级法院管辖约定，能否唯一确定上级法院则有效，需向下匹配多个下级法院则无效。

综上，合同中“XX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笼统约定，并非绝对有效，也非绝对无效，效力判定完全遵循最高院核心规则：可向上唯一确定上级法院则有效，需向下推定多个下级基层法院则无效。管辖条款看似是合同中的小众附属条款，却直接决定纠纷的诉讼成本、维权效率乃至案件裁判结果。广大商事主体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切勿忽视管辖约定的规范性，拒绝模糊笼统的表述，精准、合法、唯一地约定管辖法院，从源头规避管辖权异议、移送管辖等程序性纠纷，切实保障自身的商事权益，降低合同履约与维权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