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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监护人既作为法定代理人又作为被告的双重身份问题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203页。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以法定诉讼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同时,其也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如何处理监护人既作为法定代理人又作为被告的双重身份问题,是审判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上,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同为共同被告,利益方向应当一致。但在内部赔偿费用支付问题上,特别是对有独立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利益方向可能存在不一致,要防止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一般来说,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多个监护人为共同被告的情形下,其参加诉讼的法定代理人只能为其中一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由于有其他监护人的监督,很难侵害被监护人的利益。但在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均仅为一人的情况下,就需要防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解读
一、引言
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侵权纠纷是民事审判中的常见案件类型,该类案件的核心特殊性并不完全体现于实体责任划分层面,更集中反映在诉讼程序的主体构造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的明确规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后,其自身是当然的侵权责任主体,需与监护人一同列为共同被告;同时受自身行为能力限制,被监护人无法独立完成全部诉讼活动,必须由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代为实施起诉、应诉、举证、调解、上诉等全部诉讼行为。
这种“同一主体同时担任对方的法定代理人和共同被告”的程序构造,在绝大多数常规案件中并不会引发明显矛盾:当被监护人无任何独立个人财产时,最终赔偿责任将完全由监护人承担,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诉讼利益高度一致,监护人在诉讼中作出的所有诉讼行为,客观上也不会直接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但随着社会生活中未成年人通过继承、受赠、创作获得独立财产,部分成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持有个人稳定收入的情形日益普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确立的“被监护人自有财产优先赔付”规则开始大量适用,此时监护人作为被告的利益与被监护人的利益直接对立,双重身份的制度缺陷逐渐暴露,已成为审判实践中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
二、监护人双重身份的规范基础与实践逻辑
2.1 双重身份的规范来源
监护人的双重程序身份并非司法实践的任意创设,而是由实体法与程序法共同叠加形成的规则体系共同确立。
从实体法层面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明确了被监护人侵权的责任构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其自身是直接侵权行为人,具备侵权责任构成的全部要件,应当作为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监护人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尽到监护职责仅能作为减责事由,不能完全免除自身的赔偿义务。该条同时确立了赔偿费用的特殊支付顺序:有独立财产的被监护人,优先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才由监护人补足。这一实体规则直接决定了侵权诉讼中责任主体的范围,被监护人与监护人必须共同作为诉讼被告参与诉讼,才能完整查清侵权事实、准确划分责任比例、明确赔偿费用的支付顺位。
从程序法层面看,《民法典》第二十三条、《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则明确,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这一身份是基于监护权产生的法定诉讼代理权,不需要额外授权即可直接行使,覆盖被监护人全部诉讼活动的全流程。该规则的设立目的是弥补被监护人诉讼行为能力的不足,保障其在诉讼中能够平等、充分地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因行为能力缺陷在诉讼中处于完全弱势的地位。
2.2 双重身份在常规场景下的运行逻辑
在绝大多数传统类案中,监护人的双重身份并不会引发程序冲突,反而具备充分的实践合理性。
一方面,当被监护人无独立个人财产时,最终的赔偿责任将全部由监护人实际承担,此时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诉讼利益完全同向:被监护人在诉讼中的所有抗辩主张,本质上也都是在维护监护人自身的财产利益,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实施的诉讼行为,既不会损害被监护人的人身权益,也不会损害其财产权益,不存在利益输送或不当处分的空间。
另一方面,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也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在同一诉讼程序中一次性查清侵权事实、责任比例划分、监护职责履行情况等全部核心要件,避免将被监护人单独列为被告、再通过后续执行程序追加监护人的繁琐流程,大幅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也避免出现前后裁判认定事实不一致的程序矛盾。
三、双重身份冲突的具体表现与现实风险
当被监护人拥有独立于监护人的个人财产时,监护人的双重身份就会出现明显的利益对立,原本顺畅的程序运行逻辑被打破,衍生出多重现实风险。
第一,监护人利用法定代理权与原告恶意串通,通过自认全部侵权责任、主动放弃抗辩权、自愿承担远超合理范围的赔偿金额等方式,将全部赔偿责任直接划定在被监护人的自有财产范围内,尽可能减少甚至完全免除监护人自身的补足责任,直接损害被监护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第二,在调解程序中,监护人利用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在未查清被监护人财产范围、未区分赔偿支付顺位的前提下,直接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全部赔偿款项从被监护人的个人财产中支付,完全规避《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的“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的法定责任,本质上属于监护人滥用法定代理权的无效调解行为。
第三,在多名共同监护人的场景中,若仅指定其中一名监护人作为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该代理人可能利用身份便利,与其他共同被告监护人达成利益一致的诉讼安排,共同将赔偿责任导向被监护人的财产,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
第四,部分案件中监护人同时作为法定代理人和被告,在庭审中无法清晰区分两种身份的陈述边界,时而以被监护人代理人的名义作出对被监护人不利的自认,时而以自身被告的身份将全部责任推给被监护人,直接导致庭审事实查明陷入混乱,裁判文书中也容易出现身份表述混淆、责任主体认定不清的问题。
四、双重身份冲突的类型化程序规制路径
针对上述风险,不宜采用“一刀切”的程序规则,而应当结合案件中监护人的数量、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进行类型化区分,设置不同的规制方案,在保障诉讼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对被监护人权益的特殊保护。
4.1 多名共同监护人作为共同被告的场景
当案件中存在两名及以上监护人被列为共同被告时,程序风险整体处于可控范围。此时可直接指定其中一名监护人作为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其余监护人仍以自身被告的身份独立行使诉讼权利、发表诉讼意见。
该模式下,担任法定代理人的监护人作出的任何可能处分被监护人实体权益的诉讼行为,都会受到其他共同被告监护人的监督与制约:一旦其实施的行为明显损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其余监护人可以通过当庭提出异议、提交相反证据、拒绝追认相关诉讼行为等方式进行制衡,从程序层面避免单方滥用代理权的情形发生,无需额外引入其他第三方主体参与诉讼,不会过度增加程序运行成本。
4.2 单一监护人同时作为法定代理人和唯一共同被告的场景
当案件中仅存在一名监护人,同时该监护人既是被监护人的唯一法定代理人,又是承担补足责任的共同被告时,身份冲突的风险达到最高等级,必须设置专门的隔离程序。
此时不能再允许该监护人同时行使两类身份的全部权限,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特别程序,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一名临时诉讼代理人,该临时代理人独立于本案的所有被告,由法院从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具备相关资质的法律援助律师中选任,专门在本案中代表被监护人的合法财产利益,独立实施举证、质证、抗辩、参与调解等诉讼行为。
原监护人不再行使法定代理人的全部诉讼权利,仅能以自身被告的身份参与诉讼,仅就自身是否尽到监护职责、应当承担的补足责任比例发表独立意见,从根本上切断监护人利用法定代理权损害被监护人权益的程序通道。
4.3 配套程序规则的完善
除上述两类核心场景的区分处理外,还需配套完善三项基础程序规则,从细节层面堵塞制度漏洞:
案件受理阶段,人民法院应当主动依职权询问被监护人是否存在独立于监护人的个人财产,将该事实作为必须查明的案件要件事实记入庭审笔录,对存在独立财产的案件直接标记为“特殊保护类案件”,在审理流程中重点关注。
裁判文书主文部分必须严格区分责任承担的两个顺位:首先明确被监护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总金额,其次明确该款项优先从被监护人的个人财产中支付,被监护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的部分,再由作为共同被告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不得笼统判决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避免执行阶段直接跳过被监护人财产查控、直接执行监护人财产,或反向直接全额执行被监护人财产的两种错误倾向。
所有涉及被监护人财产处分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必须依职权进行严格合法性审查,重点核查调解方案是否符合“先由被监护人财产支付、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补足”的法定顺序,对直接约定全部赔偿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完全免除监护人责任的调解协议,依法不予确认。

李诗怀律师